历史上，宁夏盛产优质羊毛，手工所织毛毯与地毯等因其质地优良、花样独特、色泽鲜艳、工艺精湛而驰名全国，且扬名世界，堪与“京毯”相媲美，受到世人的青睐、瞩目与赞誉。

　　一

　　清乾隆十九年（1754），时在宁夏知府赵本植家中任教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汪绎辰编纂的《乾隆银川小志》中记载：“（宁）夏人善织栽羢（毯）、床毯、椅（毯）、褥（毯）等物，粗细不一。其精者花样、颜色，各种俱备。画图与之，亦能照图细织。价以尺计，亦甚昂（贵）。”[1]

　　清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三年（1787—1798年），时任宁夏灵州知州杨芳灿，依据其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赞誉“朔方有栽羢，毯中最珍异（一说此诗句作者为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八年任宁夏宁朔县知县兼摄宁夏水利同知的周锡溥）”。

　　二

　　1941年，著名北平琉璃厂古玩商、“求难斋”（翠珍斋）主人赵汝珍对宁夏所产毛毯（宁毯）的羊毛产地与制作精良等有关情形，与北京所产毛毯（京毯）进行比较，认为：“毛毯之产地，以北京为总源。北京之外，即以宁夏、西藏所产者为最著名。”

　　（一）关于宁夏所产毛毯的滩羊产地与制作精良等有关情形，赵汝珍调查认为，考宁夏毛毯之所以著名者，其原因有二：一为地质之良。宁夏城（今银川市）北的“柳河川”，水草既宜牧畜，而沙滩又极清洁，既可以磨砺羊毛，使之舒展，又可以刷净羊毛，使之清洁，故宁夏之羊毛，在中国为最著名者。皮袍以宁夏滩羊为最贵，即此故也。宁夏之羊毛并无绒、毛之分，即完全为绒而无毛也。故宁夏之毛毯，实即绒毯。一为作工之精。提花之毯，只有宁夏能制，他处绝无能仿之者，工匠之良，盖可知矣。

　　（二）关于宁夏毛毯与北京毛毯比较之优劣，赵汝珍调查认为：“切不可认为，凡真宁夏之毯，即优于北京之毯；凡真宁夏之毯，即必优良也。鉴别之道，宜从质料、作工、颜色、花样各点检验，以定取舍，切不可徒鹜产地也。”[2]

　　三

　　1937年5月20日，由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与实业部联合举办的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在南京美术陈列馆正式开幕，会期一个月。“参加单位共23省市，边远省份如甘肃、云南、察哈尔、宁夏等亦均有出品陈列”[3]。

　　宁夏参展产品共23件，尤其宁夏生产的栽绒地毯、椅毯等受到观众瞩目，赞誉“宁夏之栽绒椅垫、椅毯……皆系完全手工制造，其精美虽各有所长，然在我国手工艺品值得赞扬者”[4]。

　　关于当年宁夏栽绒毯之工艺制作等情形，据1937年5月《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概览》一书刊载的时任宁夏省建设厅厅长马如龙《宁夏省主要手工业概述》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马如龙指出：“按此类栽绒毯，在西北各产毛区域均有出品，唯色泽、制工，似均不及宁品（宁夏出品）之鲜艳精致。”[5]

　　四

　　关于宁夏省城（今银川市）出产的毛毯（花毯子）与宁夏石嘴子（今石嘴山）出产的山羊毛毯栽织等情形，1937年夏，日本设立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今日本爱知大学前身）派遣即将毕业的学生组成调查组，来到宁夏省城进行实地考察，记述道：

　　（一）宁夏省城（今银川市）的花毛毯

　　宁夏省城（今银川市）家庭制作花毯子曾有30余家，现仅存10余家。主要是按用户要求生产，形式、样式各异，大体有三种：长2尺、宽4尺；长4尺、宽6尺；长2尺、宽2尺。制作者在自家一隅处置放织毯机，收一两名徒弟小规模制作。原料主要依赖河套毛，收购牧民的羊毛，或买已制成线的半成品。花毯子制作，工艺为制线、染线、织毯机、纵线、织法、修整设计等六项。因花毯子产量少，价钱高，仅局限在宁夏省城、固原、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的上流社会中使用。

　　（二）宁夏石嘴子（今石嘴山）的山羊毛毯

　　宁夏省多产山羊，因此就有农民以制作山羊毛毯为其副业。此种毛毯共有两种类型：一为幅宽1.4尺；一为幅宽0．8尺。山羊毛毯质地粗劣，但耐磨，可用于装谷物、盐、煤的口袋。因这是在农闲时织作，故产量不高。[6]

　　五

　　民国时期，宁夏毛毯主要品种与规格有栽绒毯、五七仿俄毯、五七裕国毯、四六仿俄毯、四六裕国毯、四六建国毯、三五车毯等等，以及驼毛花炕毯、羊毛花地毯等等。

　　宁夏产量，以1940年度宁夏省毛织工厂出品产量不完全统计：栽绒毯7549尺、仿俄毯289条、裕国毯91条（计4个月所织之数）、四六军毯97条（计6个月所织之数）、四六纯毛建国毯1111条（计6个月所织之数）、三五军毯1577条（计4个月所织之数）、驼绒毯1134尺（计2个月所织之数）。[7]

　　当时，由于产量有限，供不应求，宁夏省毛织工厂对栽绒地毯产品实行“统一推销，不准零售”。1941年2月4日，《宁夏民国日报》刊登消息曰：“宁夏省毛织工厂现奉省政府令所有该厂栽绒地毯自本年2月起统一推销，不再零售。闻该厂业于昨日（3日）通知各机关。”同日，宁夏省毛织工厂在《宁夏民国日报》刊登《启事》曰：“本厂奉省府命令，栽绒地毯统一推销，不准零售。嗣后，各友好在本厂定做地毯者一概谢绝，希即鉴亮为荷。”

　　1942年9月初，蒋介石来宁夏视察期间，在参观兴夏织呢厂时，“阅览各种产品，颇赞许”。马鸿逵当即奉送蒋介石宁夏织呢厂出品的“各种毛毯500条”。蒋介石“以该厂在物资困难之际，能利用后方人力及当地物产，而出产大量成品，颇不易得，特赏赐该厂补助费120万元，以资充实后方生产建设”。

　　蒋介石返回重庆后，对兴夏织呢厂之努力，特致电予以“特别嘉勉”[8]。

　　后来，随着宁夏毛毯产量的逐渐增加，在限制宁夏本地零售的同时，宁夏毛织工厂用“汽车满载各种毛织物及地毯等赴西安等地出售。”[9]

　　六

　　由于宁夏毛毯驰名中外，凡来过宁夏的国内外人士对宁夏出产的地毯极为青睐，赞誉有加，而使宁夏毛毯声名远扬。

　　1918年11月，林竞来宁夏考察时记述道：“栽绒毯，为此间特产，小工厂共20余家。所出物品，如地毯、马褥、台布、椅垫、炕褥子等，绒长花美，胜于包头及新疆之所产。惜均零星织卖，无大宗输出。毯之价格，普通每平方尺约7钱左右。其优劣视纬之多寡而分，最佳者每平方尺120纬，次100纬，又次80纬。”[10]

　　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派员对西北宁夏等地物产进行调查，指出：“织毯业则因宁夏所产之羊毛细软可爱，其制出之成品亦较西北各省为佳。”[11]

　　1934年，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傅作霖派赴宁夏工作与考察，指出：“宁夏向无机器工业，手工业之最有成绩者为栽绒毛毯，花纹精美，远近驰名，实为本省之特产。”[12]

　　1934年，张中岳来宁夏进行调查，关于“宁夏出产”，指出：“栽绒毯：系用羊绒线织成，上缀以人物、花卉，并着以各种色彩。每毯一条，可用数十年，已久为中外人士所称道。”[13]

　　1934年，孙翰文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最著为毛毡、花毯出品，颇精致，产额现逐渐增加。花毯以褐色者居多，有粗、细两种，粗者可以御寒，细者中含微孔，犹可祛暑。取价之标准，视纬线之多寡而定，最上者每平方米120纬，次者每平方米七八十纬。……近年输出各地者颇多，将为本省输出品之大宗。”[14]

　　1934年9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派专员张其昀（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任美锷（研究实习员）等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栽绒毯向称著名，各县亦有小规模之毯房，利用当地羊毛织造粗毯，宁夏县所产尤佳，织工、染色为西北冠。”[15]

　　1936年，易海阳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毛毯尤以栽绒毯为佳，图案新鲜，织法甚精，每毯可用二三十年之久，尤为人所称道。”[16]

　　1937年6月，美国记者哈里逊（哈里森·福尔曼）等人在宁夏省城（今银川市）参观考察期间，特前往参观了宁夏地毯织造工厂，并拍摄了极为珍贵的宁夏工匠地毯工艺加工过程的照片。

　　1939年，张君实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特产中的栽绒花毯，因其花纹精美，远近驰名，所以产量也很丰富。……定价的高低，也是看纬线的多寡而来决定，最好的每方120纬，次点的每方100纬，再次点的每方80纬不等。”[17]

　　1942年10月，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在宁夏毛织厂考察时，对宁夏毛织品优良颇为赞许，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特赠送该团团员每人毛毯一条”[18]。

　　考察团成员、工业经济专家胡元民指出：“（宁夏）以毛纺织工业较为发达，共有6家，而以兴夏织呢厂稍具规模。……每日可出产毛毯40条、军毯100条及地毯50平方尺。后者（地毯）系手工出品，精细美观，驰名中外。”[19]

　　194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畜牧系主任兼州立农场场长蒋森等人来宁夏考察，认为：“该省生产制作地毯之羊毛最为重要，饲养绵羊之主要为出产制作地毯之毛……出产地毯、毛料及最优美之白色皮袍已著名全国。”其拍摄的“宁夏地毯”照片题注曰：“该省编织的许多地毯质量、设计和颜色都很出色。地毯制作是草原重要的家庭产业，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化。”[20]

　　1944年7月，农林部宁夏农业调查团团员、农业经济专家董正钧调查指出：宁夏“名贵之地毯亦易（贸易）西售欧陆，南销各省及南洋，并易（贸易）跨洋而赴美。”[21]

　　1947年七八月间，来宁夏主持邮政局工作的郭玉峰指出：宁夏“栽绒毯，色泽鲜艳，质料极佳，出品冠于全国。制毯者约120余家，惜均为手工业，无机器设备，不能大量制造，洵为遗憾。”[22]

　　综上所述有关史料记载，宁夏毛毯始名于清乾隆年间，盛名于民国时期，然因手工制作，需时甚久而成本昂贵，故产量有限，供不应求，可谓宁夏珍贵之特产。正如1943年7月，兰州电池厂副主任王雒文等来宁夏考察，在参观织毯工厂后，认为：宁夏“主要产品为毛毯及栽绒毯，间及毛织衣料。余等曾经参观，此厂有织毛毯木机60架，栽绒工人数十名。毛毯图案、花样繁富，色彩艳丽。栽绒则任何图样均可照样栽制。更有剪花一种，为先栽成平毯，然后用剪依花样剪出，仿佛浮雕，最为优美，不愧名著全国也。”[23]

　　注释

　　[1]《乾隆银川小志》“物产”。

　　[2]赵汝珍编述：《古玩指南》，中国书店，1993年2月版。

　　[3]铭新：《记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载上海《申报》1937年6月14日。

　　[4]《科学的中国》1937年第9卷第11期。

　　[5]马如龙：《宁夏省主要手工业概述》，载《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概览》，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印行，1937年5月版。

　　[6][日]马场锹太郎编著、和等译：《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宁夏史料辑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6月版。

　　[7][8][9][18]《宁夏民国日报》，1941年1月15日；1942年9月27日；1943年10月18日；1942年11月1日。

　　[10]林竞：《西北丛编》，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所1933年2月再版。

　　[11]《西北调查》，载《中国革命》1934年第3卷第2、3、4期连载。

　　[12]傅作霖：《宁夏省考察记》，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7月初版。

　　[13]张中岳：《宁夏调查三则》，载《开发西北》1934年第2卷第4期。

　　[14]孙翰文：《宁夏地理志》，载《西北论衡》1937年第5卷第6期。

　　[15]张其昀、任美锷：《宁夏省人文地理志》，载《资源委员会季刊·西北专号》1942年第2卷第1期。

　　[16]易海阳：《宁夏省经济概况》，载《西北论衡》1937年第5卷第9至10期合刊、第11至12期合刊连载。

　　[17]张君实：《西北的经济现状》，载《中国公论》1940年第4卷第2期。

　　[19]胡元民：《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通讯》，载《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

　　[20]蒋森著，南秉方、罗时宁、费育弘译，罗时宁校订：《宁夏省畜牧考察报告》，宁夏省政府农林处印行，1944年10月1日出版。

　　[21]董正钧：《宁夏农业经济概况调查》，载《中农月刊》1947年第8卷第2至3期连载。

　　[22]郭玉峰：《宁夏概况》，载《邮汇生活》1948年第25期。

　　[23]王雒文：《宁夏纪行》，载《电工通讯》1944年第34期。

　　（作者系宁夏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现为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

　　摘自：《宁夏文史》2022年第2期  总第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