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自西周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匈奴是最早进入宁夏的民族之一。在春秋战国至秦汉的近千年历史进程中，古代匈奴和中原华夏先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产生了紧密联系，地处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接触地带的宁夏成为古代汉匈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舞台。

　　一、秦汉时期的匈奴与中原王朝关系

　　据 《史记·匈奴列传》 记载， 匈奴自认为是夏后氏的后代， 称为 “淳维”。夏朝灭亡后，匈奴流亡到蒙古高原，过起了以草原为家的游牧生活。匈奴是崇尚武力的马背民族，马匹和弓箭是其生存的必备工具。在剽悍民风熏陶下，匈奴人个个都是骑马射箭的能手。因为游牧经济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对抗严寒、干旱、暴雪等极端天灾的能力较为薄弱，为生活所迫的匈奴部众不得不南下，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生产构成巨大威胁。燕、赵、秦三国为抵御匈奴，先后在沿边地带修筑长城、烽燧等一系列防御工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但组织民

　　力加固完善燕、赵、秦三国原有长城，而且派大将蒙恬率军 30 万北逐

　　匈奴 700 余里，将包括今宁夏中北部在内的“河南地”纳入秦朝版图。

　　为巩固河套边防，秦始皇在“河南地”设 44 县进行管理，征发戍卒屯垦戍边，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秦始皇三十二年 （前 215），匈奴首领头曼利用秦朝边防松弛之机进占河南地，以头曼城 （位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德岭山水库东山） 为中心建立政权，自称“单于”。秦二世元年 （前 209），头曼之子冒顿自立为单于，趁秦末农民起义之机攻占河套大部地区。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率兵反击匈奴，经历“白登之围”后采纳娄敬建议，通过进献美女、珍宝的“和亲”之策换取暂时和平。汉文帝和汉景帝即位后提倡“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为增加人口、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文景之治”的长期积累，到汉武帝即位之时，社会经济呈现出富庶丰足的景象，希望改变匈奴长期威胁边疆的不利局面，为北方各族人民创造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自元光六年 （前 129） 开始，汉武帝凭借雄厚的物质基础， 先后通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扭转了北部边疆的攻守态势，长城内外出现“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的繁盛局面，为西汉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狩二年 （前 121） 秋， 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在河西之战中惨败的休屠王和浑邪王大为不满，命二人返回漠北接受严惩。胆战心惊的休屠王和浑邪王认为面见单于只有死路一条，浑邪王派人秘密联络西汉边将，表达了率部归附之意，汉武帝令霍去病率军接应。休屠王在南下途中突然变卦，妄图袭杀浑邪王后重返漠北。霍去病率军粉碎了休屠王的阴谋，稳定局势后护送浑邪王所部四万余众归附汉朝。浑邪王和匈奴部众受到汉武帝的犒赏与优待，获准暂居长安城内。因为如何安置匈奴部众这一问题颇为棘手，所以汉武帝召集朝臣进行廷议。廷尉汲黯主张将匈奴部众当作奴隶赏赐给征讨匈奴阵亡的将士家庭，使其与中原汉族杂居相处，学习农耕纺织技术，最终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信仰方面与汉族融为一体，成为安居乐业的编户齐民。丞相公孙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民风强悍的匈奴不可能安分守己，将匈奴部众迁往内地只会带来危害，建议尊重匈奴风俗习惯，按照原有部落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河套地区寻觅一块适宜放牧之地，由匈奴部族首领担任太守，令其自行管理本部落事务，从而省却朝廷供养和军队监管。汉武帝认为公孙弘分析得很有道理， 决定借鉴秦朝“ 典邦国”经验设立属国制度，通过建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方式妥善安置匈奴部众，我国早期民族区域自治实验序幕由此拉开。

　　二、典属国制度的内容与实施

　　“典邦国”制度是秦朝独创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指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民族自治区与行政机构——邦国，因组织松散、管理灵活而被称为“属邦”，由典属邦主官典客管理当地事务。

　　汉承秦制，为避汉高祖刘邦之讳改“邦”为“属”，延续并发展为 “典属国”制度。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注释 《汉书》 时认为，“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属国是西汉针对归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管理形式， 指允许居住在特殊行政区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保持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不变，保留其语言风俗，延续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接受属国都尉监管。属国都尉是属国的最高军政长官，由中央派遣汉族官员担任。属国都尉统领下的属国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丞为都尉副职，辅佐都尉处理日常诉讼、文书、财务等工作，都尉不在时代行其职权。此外，还设侯、千人等职，具体管理属国事务。这种保留归附民族原有生产方式、生活习俗、部落组织的治理方式，适应了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民族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要求，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与维护边疆稳定。

　　作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属国在政治上必须服从西汉王朝的大政方针和相关政策，在经济上只需定期进献一定数量的方物与牲畜表示臣服即可，不必申报户口和缴纳赋税。属国都尉统领下的属国是一种军事性组织，在军事上必须听从朝廷的统一调遣，承担相应的军事义务。属国军队在边郡与当地驻军一样，坚持平时屯守、战时出征的军事原则。在任命属国都尉时，西汉政府通常选择熟悉边政和少数民族情况的官员担任。因为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熟悉少数民族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所以属国都尉在监管属国时，大多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尊重民族传统，并切实维护各方政治、经济权利，积极调动其效忠国家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属国在保卫边疆、建设家园方面的积极作用。

　　匈奴浑邪王率部归汉后，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 ，因其故俗，为属国”。 《史记正义》 指出，“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汉武帝分设陇西属国 （治勇士城，在今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区北）、北地属国 （治三水，在今宁夏同心县东部）、上郡属国 （治龟兹，在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以北）、西河属国 （治美稷，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北）、五原属国 （治蒲泽，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史称“五属国”。因为属国都尉受到郡太守节制，所以属国名称之前皆冠郡名，反映了属国与郡之间的紧密联系。北地属国主要安置匈奴浑邪部和一部分内附的休屠部民众，充分说明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和谐大家庭，是我国古代早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区。

　　因为北地属国的治所位于三水县 （治今宁夏同心县红城水古城），所以又称“ 三水属国”， 辖境相当于今宁夏同心县、红寺堡区和盐池   县西南部分地区。元鼎三年 （前 114），汉武帝为加强对宁夏地区的管理，依据山河形势将北地郡一分为二，在今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甘肃祖厉河流域、陕西西北部泾水流域新设安定郡，下辖 21 县，郡治设于高平县 （治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安定郡的设立不但为实现汉武帝 “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奠定了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基本走向。随着安定郡的设立，北地属国改称安定属国，辖境相当于今宁夏同心县大部、盐池县惠安堡镇、萌城和甘肃省环县甜水堡镇一带。

　　安定郡的设立巩固了西汉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匈奴势力日渐衰落的背景下，大批匈奴部众选择南下归汉。甘露二年 （前 52），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款塞成为汉匈关系史上的一大转折，不但结束了匈奴与西汉之间长达 100 余年的战争状态，而且加强了大漠以北广大地区与中原内地的联系。 《汉书·匈奴传》 对此大加赞叹：“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阸，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三、东汉时期的汉匈关系与民族融合

　　东汉继承并发展了西汉的“典属国”制度，在南匈奴聚居区推行 “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光武帝“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面对大批南匈奴部众入居塞内与汉族杂处的局面，东 汉通过内徙分置、设官管理、经济援助、礼义教化等措施巩固汉匈关 系，不但促进了汉匈互嵌式融合格局的形成，而且推动了南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充分调动匈奴民族发展主动性的同时，东汉政权还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财政对南匈奴进行扶持。东汉政府对内迁南匈奴的待遇非常优厚，建武二十六年 （50），光武帝“诏赐南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安车羽盖， 华藻驾驷，宝剑弓箭，黑节三， 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 牛羊三万六千头， 以赡给之”。当年冬天，光武帝又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枝”“ 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彩缯合万匹”。这些物质赏赐与经济援助对密切汉匈政治交往、促进经济交流、繁荣文化传播、巩固传统友谊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岁以为常”的制度。中原文化与经济技术的传入有力促进了南匈奴的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口数量的激增。南匈奴内附之时，人口只有四五万。永元二年 （90），处于鼎盛时期的南匈奴“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人口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猛增 18 万多。

　　左谷蠡王率部在今宁夏同心县罗山之东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历史，成为了当地古代民族融合的千古佳话，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推动了匈奴融入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罗山”一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元狩二年 （前 121），汉武帝将归附的匈奴浑邪、休屠二部安置在罗山脚下，设北地属国进行管理，置安定郡后更名“ 安定属国”。东汉在安定属国安置归附的南匈奴首领左谷蠡王， “谷蠡”二字作为匈奴官名有特殊读音，读作“l俅l侏”。左谷蠡王的封地迁入今宁夏同心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左谷蠡王应随日逐 王比进入同心地界，可据此断定“蠡山”之名最早不会出现在公元一世纪以前。因为史料缺乏， 我们不知道南匈奴第一任左谷蠡王的名 字，目前所知最早者名为师子。左谷蠡王在南匈奴政权中的地位很高，位在单于、左贤王之下，为第三号实权人物，后来师子就从左谷蠡王直接升任单于。东汉永元元年 （89），汉和帝派窦宪、耿秉各领四千骑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在窦宪、耿秉与南单于军的夹攻下，北匈奴于稽落山北单于大败遁走。此役是决定北匈奴命运的关键一战，窦宪、耿秉“ 遂登燕然山， 去塞三千余里， 刻石勒功，纪汉威德”，是为“燕然勒铭”。永元二年 （90），窦宪遣将击北匈奴于伊吾卢夺回其地，南单于遣师子等领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再击北匈奴。

　　“鸡鹿塞”是汉代通往塞北的重要隘口，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西北。从左谷蠡王师子两次率军“出鸡鹿塞”推测，其封地应在灵州以南区域，具体来说可能是黄河以南的韦州、下马关一带。据 《后汉书》 记载，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居左谷中……其中有驳马少伯者，素刚壮；二十一年，遂率众人反叛，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

　　（李贤注曰：青山在今庆州， 有青山水）”。三水属国的“ 左谷” 应该就在今同心县韦州一带，即左谷蠡王师子的封地。青山水即今甘肃省环县与宁夏同心县之间的青龙山，与大罗山共同构成韦州盆地。盆地南北长一百公里，东西宽二十公里，东为青龙山，西为大罗山。马少伯屯聚青山， 可证东汉初年三水县在韦州盆地， 或距青山水不远。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指出，“三水县，西汉置，属安定郡。为属国都尉治。治所在今宁夏同心县东北下马关镇北红城水古城。东汉末废”。这不但佐证了左谷蠡王师子的封地就在罗山脚下， 而且由古音 “蠡”读作“罗”，可以推断“蠡山”的得名应与“谷蠡王”有关。

　　韦州地界峰峦环拱， 沟涧萦旋， 罗山脚下水草丰美， 地域广阔，是一处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归附的南匈奴左谷蠡王在此率部放牧繁衍，与汉族和睦相处、相互学习，书写了一幅民族融合、互嵌、相交的壮美画卷。位于同心县的倒墩子、李家套子两座汉代匈奴墓葬，不但出土了大批西汉五铢钱和样式独特的青铜牌饰、车马饰品，而且反映了匈奴葬俗向中原葬俗的转变。这些珍贵文物具有鲜明的匈奴文化特征，双羊、双驼、狗拉车等图案的青铜饰品生动反映了南匈奴左谷蠡王率部众在罗山一带安居乐业的史实。随葬品中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透雕带饰数量开始减少，汉人墓葬随葬品相似的铜车具、剑、漆奁、耳杯等器物逐渐增多，这一变化反映了归汉匈奴部众和汉族人民的融合过程。

　　在罗山定居的南匈奴与活跃于此的中原汉族关系密切，必然在生产、生活和经济交往中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实现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匈奴归附部众大批进入属国的浪潮持续改变着汉匈力量对比，通过战争获取人口与财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边郡与西汉进行民间贸易成为最佳选择。两汉政府通过设置属国、安置匈奴部众、移民屯垦等多种手段对宁夏进行管理，促进了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营造了安定富足的社会局面，驻军数量因边疆鲜有战事而大幅削减，人口户数伴随经济繁荣不断增加。匈奴民众注意吸收和借鉴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物质文化，汉族也通过与匈奴的交往接触游牧文化并引进优良畜种，为中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与蓬勃动力。历史已经证明，属国制度不但有利于加强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对汉族和匈奴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力量，有力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技术进步，更在民族融合、经济发展、巩固边疆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安定属国这一繁荣富庶之地，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延伸成为丝路北段的重要屏障和交通枢纽，在保障丝路畅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经济意义、军事价值和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摘自：《宁夏文史》2025年第1期  总第66期